世界城镇化发轫于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由此不断推动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农村时代向城市时代转变。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条件、政治体制差异等原因，世界各国发展出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大类。
(一)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美国作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主义传统深厚。各级政府长期对城市化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主要借助市场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的集聚与配置，并由此形成了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区城市群等。
该模式的优点：市场机制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配置较为高效，有利于打破区域间行政藩篱与人为的隔离封闭，加速城镇化进程。
该模式的弊端：由于政府调控手段比较薄弱，市场主导的城镇化出现了放任自流的发展态势。初期城市问题相当严重，城市内部矛盾突出，城乡冲突剧烈;聚集之后又出现经济活动由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的“逆城市化”现象。由此带来的“过度郊区化”产生了土地资源浪费、资源过度消耗、贫富差距加剧等经济社会问题。
(二)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政府引导型城镇化模式。西欧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始终坚持公共干预政策，在发挥市场机制主导作用的同时，把政府规划与调整放在重要位置，力求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例如，英国积极引导城市建设开发，通过设置绿带限制内城扩张，在绿带外围设立了8个距市中心32-50公里的卫星城，较好遏制了大城市的无序蔓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70%的市民可以乘公交上下班，对进入城市中心区的车辆征收拥挤费，从规划源头减少出行距离和次数等。
该模式的优点：注重产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城镇化与工业化总体呈协同共进关系，与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关系亦得到较好处理。
该模式的弊端：市场活力不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足，产业衰退，内需不振，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制约反应。
(三)以日本为代表的都市圈型城镇化模式。日本坚持以三大都市圈为核心，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网络，小城镇星罗棋布、大中城市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衔接的城市化体系。三大都市圈包括：“东京都圈”、“名古屋圈”、“大阪圈”，每个都市圈都集中了3000万左右的人口，相应有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都市圈内部的人口需求基本上可以被其内部制造业产出所满足。
该模式的优点：推进了大中小城市和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了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大大提高了土地使用的集约化程度。减少了对交通、能源的依赖，增强了大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在国际和国内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
该模式的弊端：城市人口过于聚集导致房地产价格飞涨。1955-1983年，日本三大都市圈土地价格上涨72倍，而同期消费者物价仅仅上涨5倍，导致泡沫经济愈演愈烈，泡沫破灭后经济长期低迷。
(四)以拉美等国为代表的过度城镇化模式。拉美、加勒比和非洲大部分国家历史上长期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因此具有自身显著特点。上世纪30-80年代是拉美国家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总人口增长了l倍，而城市人口却增长了4倍。1980年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4%。据联合国有关部门预计，2025年拉美城市人口将继续上升至总人口的85%。
该模式的优点：城市化推进迅速。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拉美国家仅用了25年。在城市化过程中，有效拉动了内需和经济增长，创造了所谓“拉美经济奇迹”。
该模式的弊端：政府调控乏力，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城镇化。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城市不具备吸纳外来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也无法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提供住房、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电力供应、给水排水等基本服务。城市充满“无序”和“混乱”，生活环境恶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基础设施短缺，贫民窟蔓延，犯罪率不断上升。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积极进展，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受制于城镇化所处阶段、相关政策不完善等因素，城镇化过程中也遇到了发展方式粗放、质量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等问题。各国城镇化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仅要重视量的扩大，更要重视质的提高。据此，笔者认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要正确处理好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之间的关系。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必须协调使用。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则要运用行政、财税、规划等手段，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引导。着力加强对土地资源的宏观管理，把握好集中与扩散之间的度，合理布局城镇和产业体系，解决好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我国土地资源少，城市用地与耕地、水资源等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既要尊重市场规律，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要加强政府有效调控能力，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要正确处理好城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各国城镇化的实践表明，产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发达的产业作为支撑，城市发展就无从谈起。要坚持把城镇化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创业结合起来，引导城镇集聚、产业集群，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稳步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防止陷入拉美式“有城无产”的“过度城镇化”陷阱。同时，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三)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还是拉美地区的欠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中无不采取带有“偏向性”的发展策略，即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在一定阶段加速城镇化进程。我国土地资源少、人口众多，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有必要借鉴日韩等国“大城市——卫星城——小城镇”的城镇网络化建设方法，以“大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方向，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既充分发挥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也着力增强大都市的辐射能力，更好地把周边的小城镇纳入块状的城市圈内，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
(四)要正确处理好人口城镇化与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关系。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比例只有38%左右，大部分农民工并未实现身份的转变，“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破解这种“半城镇化”现象，必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废除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二元制管理模式，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逐步实现新老城镇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
(五)要正确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都出现了空气质量恶化、水源污染、交通堵塞等“城市病”，或不可逆，或付出沉重的治理成本。这就警示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不能一味追求高速度和规模扩张，必须坚持生态文明理念，着力提高城镇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以良好的城镇生态环境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防止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和拼耕地、拼资源的“房地产化”。要按照“生态优先、绿地优先、开放空间优先”的原则，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走生态型城市、低碳型城市、紧凑节约型城市和创新数字型城市之路。(张智乾/中国改革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