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镇化。所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将影响世界的发展趋势和进程。”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教授王满传日前在 “第二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上表示。
5月6日，由发展中国论坛、国家行政学院新型城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新型城镇化峰会”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本届峰会首次发布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报告》蓝皮书。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国家行政学院省部级领导新型城镇化专题研讨班的学员等专家学者均围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提供公共服务 推进市民化
“我不认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城镇化或者市民化的突破口。”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的发言开门见山。辜胜阻坦言，最重要的改革是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如果没有户籍，只要把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头上，其实也就是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服务。
辜胜阻说，目前，按照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标准测算，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0％以上，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算，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5％—36％。所以，从中国的社会结构来看，最大的短板是城镇化水平很低。另外一个短板是服务业比重较低，世界银行预测，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率和服务业比重都会提高很多。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何宇鹏也认为，当前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是人口的城镇化率和市民化率不匹配。
何宇鹏说，2013年，我们的人口城镇化率是53．7％，人口的市民化率是36％，相差17个百分点，根据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这两者相差约2．34亿人，而户籍人口和城镇常住人口的差别约为2．8亿人。加起来一看，大概就是5亿的农业转移人口规模，这样的规模就形成了中国城镇化当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到2030年，我国需提供5亿人口的公共服务，若想实现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是很难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紧迫和艰巨的任务。针对人口市民化的推进路径，何宇鹏建议：第一，建立居住证制度，逐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问题，使其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要以居住证为载体，把基本公共服务跟农民工在城镇挂钩，增加其所享受的服务，按照国际经验来看，通常年限是7年左右。第二，建立两个脱钩和两个挂钩政策支持机制，形成有利于人口流动的机制，推动市民化。第三，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考核机制，促进农民工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群众融入社会。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宋立表示，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已从过去的劳动力城镇化向消费城镇化发展。而这个过程中要解决三个问题：一个是户籍问题，另一个是公共服务问题，第三个是低成本的住房问题。
均衡资源 打破权利配置
我国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郑风田坦言，我国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资源配置不均。郑风田说，我们的资源基本都是按权力来配置的，北京权力最大，所以资源都集中在北京。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我们的城市建设跟发达国家相比没有太大差距，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农村、县城、乡镇和发达国家相比是最大的短板，因为资源全部往有权力的地方流动，所以导致大城市病一直解决不了。对此，郑风田特别强调，我国的城镇化，必须解决资源按行政级别和权力配置的问题，否则，未来中国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副司长黄延信也提出，要真正实现农业人口的转移流动，需要农村内部的产权改革。
黄延信建议，第一，土地制度要改革，要冻结副省级以上城市的用地规模。现在大城市越控制规模越大，小城市怎么提拔也发展不起来，这是我们的政策措施出问题了，我们的用地指标应该向县级城市倾斜。第二，在产业布局方面，要控制大城市的快速发展。
而针对城镇化建设政府资金投入的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司司长赵晖则建议，让城里人购买农村宅基地和房子，以弥补在农村发展中政府投入不足的问题。赵晖分析称，城镇化并非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让在农村住的人口与城市人口享受相同的待遇。他认为，应当允许城里人购买农村宅基地和房子，以便社会资金进入农村。赵晖同时建议，城里人买地的资金要建立受益者分配机制，政府、村集体、农民各拿一部分。
赵晖表示，此机制实际就是目前城市的建设机制，“我们国家城市建设就是靠买房人建起来的，所谓土地财政，最根本的问题是谁买的单。而最终买单的都是每个买房者，但农村建设的机制，只能靠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来投入，但中央财政拿出吃奶的力气也远远赶不上城市社会资本的投入。
“钱从哪里来？国家开发银行预测未来三年有25万亿元投融资需求，财政部的预测说未来六年需要42万亿元。”辜胜阻分析说，在传统的城镇化下，我们政府卖地负债，导致现在地方债务已经超过18万亿元，所以这样一种模式难以为继，必须靠金融创新来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城镇化不是越快越好，城镇化率也不是越高越好。”辜胜阻认为，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首先是选择新方向，从偏重地的城镇化向偏重人的城镇化转移，数量增长型城镇化要向质量城镇化转变，城镇化资源配置要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新的模式应该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同时城镇化要有新的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绿色、低碳型发展。要两条腿走路，大城市群与中小城市并重，人口的异地转移与就地城镇化转移相结合。(本报记者 毛晶慧/中国经济时报)
